法学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是CSSCi期刊吗
【刊载信息】刘振天, 肖 瑜. 2022. 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学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研究现况、趋势及其省思[J].中国远程教育（12）：1-7.
【摘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为方向，以加强学科基础研究和前沿问题研究为重点，对学科发展具有标识性意义。论文从研究人员与立项单位、立项与研究内容、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对新世纪（2003—2021年）以来的教育学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及其论文成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人员方面，作为学科领军人才的课题首席专家多数担任着一定的行政职务；在立项单位方面，重大项目区域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双一流”师范大学和具有学科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在立项与研究内容方面，重大项目紧密围绕应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人才培养效果评价这一“育人”核心议题展开；在研究特点方面，重大项目侧重应用研究，贴紧国家政策，关注教育公平；在发展趋势方面，重大项目经历了从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从思辨研究到实证研究、从独立研究到合作研究的转向。未来，教育学科类重大项目在立项中应更多考虑落后地区，加强理论研究和思辨研究，实现由“政策驱动研究”向“研究引领政策”转变。
【关键词】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学科；“双一流”；人才培养；高质量教育体系
2003年，教育部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其颁布的相关政策中对项目的首席专家、承办单位、研究内容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015年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设立之前，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直是教育学领域规格最高的立项。本研究选取教育学科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及其论文成果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原因：第一，首席专家大多为各学科的领军人才，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能敏锐地把握学科热点问题与研究走向；第二，这类项目涉及的学校和研究人员众多，并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三，这类项目的资助时间长且力度大，便于对某一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有利于高质量系列成果的产出；第四，这类项目大多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紧密相关，对其研究内容和成果的深入分析可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探讨学科研究的特点与趋势。因此，这类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我国教育学科研究的总体趋势。
那么，近20年来教育学科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研究人员、立项单位、研究内容与研究趋势等方面呈现哪些特点？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重要的在于从分析立项内容和相关研究成果这一载体入手。已有的关于教育学研究特点的分析大多是从立项内容或研究成果某个单一的维度进行分析，但这样很难全面反映项目研究的真实特点。事实上，项目立项与研究成果是相互印证与补充的关系，前者体现了该学科的发展趋势与国家的整体学科战略部署，后者则能反映项目的实施手段与实施效果，论文则是最核心的成果。同时，已有研究大多从静态的视角进行分析，这远远不够，因为我国教育事业在近20年来实现了质的飞跃，探讨研究趋势或发展转向便显得十分必要。
本研究基于2003—2021年教育学科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以立项内容和产出的论文成果为载体，从研究人员、立项单位、立项与研究内容、研究特点与发展趋势等方面剖析其在近20年来的走向。首席专家和立项单位的相关信息来源于各高校的网页介绍，产出论文信息通过“中国知网”中“高级检索”的“支持基金”获得。最终，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为131个项目和4,472篇学术论文。论文成果的检索截止时间为2022年3月31日。
一、
研究人员与立项单位情况分析
研究发现，承担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和立项单位均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首席专家大多属于学科领军人才，立项单位则以双一流师范大学①和具有学科特色的综合性大学为主。
从学历、职称和学术头衔来看，92%的首席专家具有博士学位，95%的首席专家具有教授职称。超过三分之一的首席专家曾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头衔，如长江学者、文科资深教授、“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在招标课题的研究中居同行领先水平。
从职务来看，首席专家大多担任一定行政职务，占比达77%。二级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是首席专家担任最多的职务，其次为研究机构负责人、学校行政机关负责人和校长、校党委书记。这是教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标志，如此布局能为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质量提供保障。担任行政职务的经历为首席专家更好地了解教育现象与本质规律提供了一个窗口，此外行政职务也有利于课题的组织和开展。
从学科实力来看，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立项单位主要为教育学科实力雄厚的师范大学和具有学科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是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主要承担主体，尤其是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同时，部分具有教育研究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在立项上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如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天津大学，这些高校的立项数均达到或超过3项。
从院校实力来看，一流大学是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集中地，立项数高达86项。其次为一流学科院校，立项数为32项。普通高校的立项数最少，仅为13项。立项的普通高校基本都为省属重点大学，如中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没有普通二本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承担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从地区分布来看，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存在分布不均衡现象。如在省级行政区划中，北京市的立项数遥遥领先，其次是上海市和湖北省。全国目前仍有15个省市未获得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资格。再看东、中、西三大区域，东部地区的立项高校数量遥遥领先，高达101项，中部和西部地区仅分别承担20项和10项。
二、
立项与研究内容分析
本研究发现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立项与研究内容紧密围绕“育人”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具体包括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人才培养效果评价三个方面。表1是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产出的学术论文标题的主题词词频分析，位于前十的高频词汇与“育人”这一核心主题高度相关。在该项统计中，对相似主题词进行了合并，如“大学”“高等院校”都并为“高校”。
表1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产出论文的标题主题词分析表
（一）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立项高达14项，主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人和道德素养三个维度回答“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
“为谁培养人”是人才培养目标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我国教育根本上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接班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表明未来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样就实现了培养什么样的价值观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完美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既关乎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也关乎教育为谁培养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性工程”。（习近平, 2014, p.163）已有项目在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融入课程教材的路径。
全人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点，也是教育永恒的价值追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育融合”体现了全方位的教育观，这种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之自觉”的目的。虽然仅有两个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明确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如“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研究”，但通过疏理历年项目不难发现国家始终重视学生五育方面的培养，如2013年立项研究学生的体质情况。
道德素养的提升是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着重探讨的一个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习近平, 2020）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阶段的道德发展各有侧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的成长、成熟、成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跟人的生理发育一样，所以要把这几个阶段都铺陈好。”（习近平, 2020）不同教育阶段的道德教育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在14项中直接关于德育的有7项，内容涉及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甚至还出现了“大中小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研究”的课题。
（二）教育如何培养人
教育管理是教育学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如何培养人”议题上的核心表现，具体包括学校管理、教师管理和微观课程与教学管理三个主要层面。提升各类教育管理能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加快教学变革是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任务。
学校管理是实现育人目标的重要保证。学校分类管理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高校多样化发展的关键举措。“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及其设置标准研究”专门探索我国高校分类管理的思路与经验。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是该议题的难点，也是立项的聚焦点。另外，高校内部权力的运行与治理也是立项热点，该主题直接关系到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教师管理是实现育人目标的关键举措。我国历来十分重视教师的培育与成长，相关项目主要涉及教师职业心理健康、师德师风建设、教师的经济地位等。这些主题的研究能很好地回应教师职业发展中重要而又现实的社会问题，帮助教师成为“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同时，项目关注了一类特殊的教师群体，即大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对这类“教师领袖”的研究能从整体上提高我国教师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课程与教学管理是实现育人目标的核心所在。课程研究聚焦基础教育，重点剖析学生的认知过程与学习能力。项目突出了大中小学教材的一体化开发，希望缝合教育领域中各层次学校在教材上的脱节现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学模式发生了诸多变化，教师如何教与学生如何学成为研究的焦点，“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育教学模式研究”课题应运而生。这类研究存在从“教”向“学”转换的过程，聚焦点从教学模式转换到了学生的认知过程和学习能力，学生日益成为教学活动过程的主体。
（三）育人质量的保障与评价
教育评价是教育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教育活动的“指挥棒”，直接影响着教育活动的开展。育人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客观检验，适时的评价能更好地激发各方活力和纠正教育活动过程偏差。具体而言，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关于教育评价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学生能力和知识水平是育人效果的直接体现。高考是我国大规模的学生学业水平评价，共有4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围绕高考进行专门研究。从立项内容来看，政府部门期望通过高考改革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作为高考的配套考试，学业水平考试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课程评价是对学生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进行测量的常规形式。
其次，学校办学水平是育人效果的间接体现。此类评价主要聚焦于高等院校，如大学创新力评价、科研成果评价、学科建设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等。高校科研实力评价是立项和论文探讨的核心，已有研究大多认为这类评价的指标应是多维的，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论文和项目指标，社会服务和教学反哺等也应纳入评价的范围。
最后，教育政策的实施影响育人效果。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双一流”、高考改革是近年来我国实施的重要教育政策，也是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重要的评价对象。对教育政策进行评价的目的在于掌握相关信息，为政策变化、改进和新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这类关于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能推动我国教育领域的实践改革，最终实现育人目标。
三、
立项特点分析
前文对研究人员和研究内容的分析，有助于认识和把握研究特点。接下来，本研究试图从研究性质、来源与聚焦点等立项特点展开具体探讨。研究发现，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立项特点上表现为侧重应用研究、贴紧国家政策、关注教育公平。
（一）侧重应用研究
近20年来的教育学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多属于应用研究（见表2）。在立项内容上，理论研究仅20项，占比不足20%。在论文成果上，理论研究的占比基本保持在30%左右。本文将研究划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将探讨教育目的、本质、功能、理念、体制、结构等基本问题，并试图呈现为“形而上”的认知，最终将关于教育的最一般的知识规则或概念体系的归为理论研究，将围绕某一具体教育现象或实践进行分析并加以指导的归为应用研究。
表2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及其成果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分类情况
（二）贴紧国家政策
贴紧教育政策是教育学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重要特征，近一半的项目都是立项于具有标志性的政策出台之后。教育政策的基础研究主要是指对于教育政策过程实然状态的研究，只有在探究教育政策实然状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其性质、认识其规律，才有可能预见新政策的出现、结果及其变迁。（陈学飞, 林小英, 茶世俊, 2011, p.1）从立项情况来看，少有政府工作人员参与重大项目，这样能够跳出“政策型研究者”和“研究型决策者”的束缚，对政策进行客观和理性的分析。
为教育政策探寻实施路径是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主要立项目标。教育政策在制定时大多只描绘了目标或蓝图，缺乏具体的实施路径。例如，政策中仅仅提出了“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的设想。随后，教育部设立“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该课题组提交了《普通高中生发展指导纲要（草案）》，提出了“高中学生全方位三级发展指导模式”，并研发了“高中学校学生发展指导工作评估系统”等工具。这一系列成果为我国高中生发展指导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指南。
为后续政策的完善与改进贡献力量是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另一立项目标。教育政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政策的完善需要充分的实证调研作基础。以高考改革为例，2003年设立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如“高考内容与形式改革研究”“高考效度研究”“高考改革的理论思考”为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参考。2008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学〔2008〕4号）中的考试内容改革、录取方式完善等内容与上述课题成果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三）关注教育公平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立项内容和后续研究中密切关注教育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城乡、民族、区域、教育类型等方面聚焦公平研究。
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上，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随着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城乡义务教育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发展和内涵式发展面临新的挑战。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探讨农村教育发展时并未脱离“城市”这一主体，而是在“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发展农村教育，希望最终打破制度上的城乡界限，达成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同时，立项中专门关注了“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农民工职业教育进行了专题研究。
在民族教育均衡发展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2002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和学校德育工作，教育部在立项中也坚持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也考虑了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这一核心议题，专门立项探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路径。
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上，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聚焦于高等教育。因经济总量的差异化分布，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显著少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国高教资源的区域分布特点和协调发展对策研究”为国家协调全国的高等教育资源提供了理论支持，“中西部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办学水平研究”则是提升这些地区办学实力的“造血式”研究。
在教育类型均衡发展上，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长期致力于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现代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遗憾的是，职业教育在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职业教育是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核心主题，共设立8个项目。办学模式、质量评价、质量保障体系、治理体系、学徒制、产学研结合等是核心选题。
四、
研究发展趋势分析
教育学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近二十年中经历了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从思辨研究到实证研究、从独立研究到合作研究的转向。这三大转向集中体现了研究对象的转变，微观研究大多需要进行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则需要团队协作。
（一）研究对象：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近二十年来经历了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的转向。宏观研究一般指关于教育体制、结构与管理等具有全局意义的研究，微观研究则指关于学校内部的办学、教学、科研、管理等的研究。从立项内容来看，项目的聚焦点经历了从各级教育体制与机制改革、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各类教育资源区域布局到大学生学习、教师发展的转向。从论文来看，项目日益侧重于用实证的方法探讨微观问题。微观研究的占比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产出论文的数量上，微观研究的占比从2015年开始超过宏观研究（见表3）。
表3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及其成果关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分类情况
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向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近年来，随着教育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大学生学习、高校教师发展、师生关系等微观教育问题逐渐涌现。同时，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如何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更好地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研究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而微观方法和技术则是破解钥匙。微观研究能够更好地关注教育内部关系与规律，能让教育实践与改革有效地遵循教育内部逻辑。另外，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在宏观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微观层面的差异化发展日益引起重视。
（二）研究范式：从思辨研究到实证研究
近二十年来，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研究范式上经历了从思辨研究到实证研究的转向。这一趋势在学术论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实证研究是一种方法体系，主要包括考古研究、文献研究、调查研究、访谈研究、观察研究、视频分析研究、词频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和统计研究等（袁振国, 2017）。本研究将涉及上述方法的论文归为实证研究论文，其余归为思辨研究论文。表4直观地展现出实证研究论文在近年来的兴起之势，尤其是在2014年之后呈现迅猛发展之势，并于2021年在论文数量占比上超过了思辨研究。
表4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论文成果关于“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类情况
实证研究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实证研究的兴起体现了学科知识发展演变的基本路径。当思辨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类对知识的认识带有终极性，很难对已有知识进行怀疑和修正，不利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性知识的发展进步。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活动逐步出现，实证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第二，实证研究迎合了当前盛行的政府部门的数字与绩效管理趋势。政府将许多教育指标进行了量化并列为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政策对证据的青睐推动了实证研究的发展。第三，当前众多学术期刊在遴选论文时越来越看重实证研究范式，这也大大促进了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范式转型。
（三）研究人员：从独立研究到合作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研究方式上则经历了从独立研究到合作研究的转向，在论文发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单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和参与研究的单位数量均在不断增加。这既符合教育学科注重团队合作的特点，也反映了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跨学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联合攻关。合作研究的盛行进一步凸显教育学的跨学科性质。
从作者数量来看，教育学研究在近二十年来实现了由孤军奋战到团体合作的转变。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产出的单篇学术论文的平均作者人数分别为1.06人、1.25人、1.57人和1.94人，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且产生了质的飞越。从研究单位来看（见表5），教育学研究在不断走向跨机构合作，且由校内合作走向跨校合作。本研究将隶属于相同院系的单位进行了合并，发现单篇论文的平均参与单位由2005年的1.12个增加至2020年的2.14个，在学校参与数上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表5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论文成果的作者单位分布情况
推动教育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从独立研究走向合作研究的要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转型，教育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日趋多样化、严峻化和复杂化。个人和单一的团体很难在核心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合作研究的需求日益凸显。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高科技逐渐打破了现实中的组织藩篱，缩短了研究者的物理距离，引导着各个领域的科研人员进行良性互动。这为合作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有助于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源的共享。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教育学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立项中始终坚持由领军人才研究重大问题。何谓领军人才？教育学科实力雄厚的高校中具有行政管理经验的学术高端人才，他们既具有一线的教育管理经验又拥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科研成果。何谓重大问题？此即教育实践中育人的问题，这是一切教育活动开展的核心目的。教育研究的根本宗旨在于让所有受教育者平等地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无论是在政策还是在实践层面，公平与质量问题都是其中的焦点。
随着社会转型和研究的不断推进，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正经历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从思辨研究到实证研究、从独立研究到合作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表明了知识结构的变化，即从先验知识到经验知识、从理论知识到技术知识、从共性知识到个性知识的转化。面对信息时代，这种转向还只是一个开端，需进一步提升，推动充满智能智慧的教育学研究。
面向未来，教育学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立项中应照顾落后地区，需加强理论研究和思辨研究，实现由“政策驱动研究”向“研究引领政策”的转变，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立项单位上适度照顾落后地区。诚然，发达地区的一流大学更有实力完成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但部分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也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教育研究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并最终服务于当地教育发展。教育部可以借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之契机面对与回应我国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瓶颈。同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本身也可以推动学科组织的发展。立项单位凭借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能提升教育学科在全国的影响力。这样，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既能推动落后地区教育的改革，也能优化我国教育学科的区域布局。从实际情况来看，少数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后同样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第二，加强理论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立项时侧重于实践研究，其产出的论文也大多倾向于应用研究。现实中的实践问题固然需要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教育学被归为实用的学科而非学术性学科。但事实上，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当中，教育学如果不是说最不实用的学科，至少也是不实用的学科。（王建华, 2022）由此可见，教育学研究不应该全是实用性的内容。目前教育学领域缺乏核心理论，许多指引教育研究或实践的理论来自其他学科，而重大理论问题本身就是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选题范围。教育研究的目的至少有二：一是发展教育学理论，二是对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有推进指导价值的贡献。（叶澜, 2021）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立项中应加大理论研究项目的比例，毕竟应用研究也需以理论研究为基石。
第三，捍卫思辨研究的主体地位。知识进步的实质是从新观点的产生开始，而新观点的产生又来源于思辨研究。（王卫华, 2019）诚然，实证研究能够验证教育假设，但缺乏思辨的实证研究将在推动知识进步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并且，实证研究所要证实的还是思辨研究的结论。教育的价值和伦理问题始终是研究者应关注的，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这并非简单的数据推理所能回答。面对当前中国教育中最为棘手的人的精神价值与生命意义失落问题，实证研究不仅难以提供“药方”，而且还已经涉及诸多需要反思的伦理议题。（阎光才, 2020）教育研究者应坚决捍卫思辨研究的主体地位，着力化解当前存在的“思辨危机”。研究者要提升自身的思辨素养，做到思辨与思想的统一，在研究中做到逻辑起点明晰、推理严谨、结论可信。未来的思辨研究也需要在捍卫自身主体地位的同时为实证研究引领方向。
第四，教育研究应引领教育政策的制定而不仅仅是服务于教育政策的实施。已有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多是立项于重要的教育政策之后，这样当然可以更好地检验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为政策改进贡献力量。但是，高质量的教育研究理也应是领先于教育政策的，是能引导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出台的。当前更多的情况是，教育实践在驱动或倒逼教育研究，而不是教育研究在引领教育实践。教育研究应具有前瞻性，能在研究已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勾勒出政策需求，从事后检验研究走向事前预测研究。这样，教育政策的出台将更具有可行性、科学性和实践性。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的出台深受“社会本位论”的影响，政策更多地体现为国家战略和政府行为，而不是教育自主发展和选择的结果。教育研究先行的理念能将教育发展规律纳入政策的制定，最终让教育政策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注释：
① 在2017年“双一流”院校名单公布前，以“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为统计口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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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国. 2017. 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学科版）（3）：4-17，168.
作者简介
刘振天，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361005）。
肖瑜，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361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理念、标准、机制与方法”（课题编号：21AZD068）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郝丹
2022年第12期目次
法学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是CSSCi期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