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在果壳的作者标签上，高晓君的自我介绍是：暂别学术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生。
暂别学术，因为毕业后她成为了上海链家的一名买卖经纪人。“你怎么做了房产中介？”这是高晓君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计划中的路径是，硕士毕业时，成功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考过了语言，接着，博士offer如期而至。生活的阴差阳错加上疫情的反复，偏偏把本就在高晓君脚下的这条路，推向了远处。
另一条轨迹就此铺开，经“领航家计划”，高晓君进入上海链家，看向象牙塔的目光转向了小区弄堂。
在晓君身上，这个看似跳脱的选择，本质上仍遵循着她多年社会学背景沉淀下的价值观：做能和人产生深入联结的工作，“要贴近生活，不要总和社会隔着一层”。
可每条路都并非坦途。
她有做好经纪人的决心，她把跑过的楼盘社区用学术的方式分门别类整理、研究。但入职后突然转冷的市场，让她一度有种挫败感。
她确认，自己要和他人产生某种联结，但放眼老龄化特征显著的社区，她找不到合适的“接入”方式。有段时间，老人们常常在小区看到一个脖子上同时挂着绿色工牌和相机的女孩，说要给他们拍拍照。
焦虑持续蔓延，读书时无话不说的师门群，她很少再发言，特别是说自己的工作，“大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我面对的挑战，别人很难感同身受。”
好在，这种状态没持续太久，一次相遇成了转机。
在晓君成为经纪人的2个月后，师门群的朋友们收到了一次“特别”的分享，这一次，她发了很多照片，写了很长一段文字，好像终于找到了那个与人联结的切口，也找到了释放情感的出口。
她讲的，是自己的老人手机课堂。
贝壳找房，
华东师范大学两位研究生，以上海链家经纪人高晓君为主人公，跟拍“我来教您用手机”项目一个月，记录了她和老人发生的点滴感动故事，以及她从项目中收获认同感和价值感的过程。
“教老人用手机”，这个乍听起来并不具备太多想象空间的事情，何以成为高晓君职业认知甚至个人价值感的转机？带着这个问题，高晓君华师大的两位硕士师妹拿起摄像机，对师姐的课堂进行了一个月的跟拍。
十年前先后失去妻女独自面对余生的陈德天、商海闯荡半生永远要买最新款的毛小玲、坐地铁穿过上海只为和老同学唱K的冯叔叔夫妇……以及讲台上，这个社会学硕士房产经纪人，迥然不同的人生故事线在这里交织。
创作者为这部片子起名《机·缘》，英文名 The Old With The New，试图引发大家思考，这个简单场景背后人与人之间，人与时代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诸多深刻命题。
对于高晓君和她的师妹们而言，或许人生就是一场大型田野调查，我们在每次相遇里，完成了自己的观察。成片之后，导演张涵和后期雅诗通过手记，还原了晓君和她的老人手机课堂的幕后故事。
人和人的相遇/张涵
2021年11月，我和晓君途径玉田小区，一位阿姨风风火火地走来，急迫地将手机“甩”至晓君面前，“我的好姐妹要给我打微信电话，我怎么接不到呢？”“您应该是还没加她为好友。”我还没反应过来，晓君已经回答了。“我已经加了呀，我这不是有她微信吗。”因为焦急，她有些语无伦次。“我帮您操作一下吧”，晓君接过手机，示意我先走。我走了一段回头看，晓君拿着用手机比划着，阿姨频频点头，她们肩膀挨着肩膀，距离消失了，之前那种紧张的氛围也消失了。
晓君是我大我两届的师姐，毕业后到链家做了经纪人，当时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她回答，能养活自己，能接触到鲜活的人。9月的某天，她在群里分享了几张与老人的合影，照片里她看起来充满活力。毕业之后，她很少分享工作上的事情，关于这堂手机公益课，她却分享了很多，她在课上教老人们微信加好友、发朋友圈，被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喊“小高老师”，她说“我没想到作为中介还能有这种待遇”、“这应该是我工作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吧”，她在最后说。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将手机公益课作为纪录片拍摄的主题，在我看来，教老人使用手机并非新鲜事。国家大力倡导“跨越数字鸿沟”，对个体而言，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帮长辈解决手机问题的时刻。手机公益课也基于这样的逻辑。
直到后来我和晓君聊起那次“偶遇”，我调侃说，那位阿姨是你们手机公益课的学生吧，小高老师课下也被拉住“补课”。但晓君却说她们之前并没有见过，她推测那位阿姨是周边小区的居民，可能见过链家公益课程的宣传，或者听到其他学员的讨论。似乎在那位阿姨的眼中，链家不再仅代表着“房产中介”这一职业标签，而是“可以帮助自己解决手机难题的人”。除了课堂上的“教”与“授”，更多意想不到的影响与联结亦发生在课堂之外。这让我去重新思考，这在教老人使用手机这一行动里，重要的是“人”与“机”的互动，还是经由课堂所辐射的——“人”与“人”的联结。
将先前的预设放在一边，我和小组成员带着摄像机去寻找问题的答案。拍摄从11月底到12月底，参与了四次手机课。我们既是拍摄者也是志愿者，作为拍摄者，观察和体会到他们在手机世界中的喜与忧；而作为志愿者，更能从每次的互动中感受到理解和倾听的重要性。在我看来，重要的其实并非通过手机课堂教会多少知识，老去所带来的遗忘不可避免，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着去理解他们眼中的手机世界。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多的包容和支持也随之发生。
在拍摄过程中，我常常想起电影《大佛普拉斯》里的一句台词：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人们可以搭乘太空船到达月球，却永远无法探索人们内心的宇宙。科技时代，手机地图可以作为指引我们抵达想去的地方，却无法在跌倒时拉我们一把。这需要一双温热的手。再多的便利也代替不了那些“人”和“人”相遇的时刻。
拍摄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毕业典礼”之后，老人们离开教室时，我问了一句，下次还来吗？他们边走出门，边朝着镜头招手，说下次还来。这些片段没有出现在纪录片里，但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课程结束了，人和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纪录片《机·缘》制作过程碎碎念/林雅诗
第一次在玉田新村和晓君见面时，她便提到了陈德天。她说他在手机课堂上特别积极地互动。尽管他独自生活，但他总是很乐观；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爷爷，喜欢大家直呼其名，这些细节都引起了我们对陈德天的兴趣。
冬至那天的祭扫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了解陈德天生活的一个偶然的契机。当时，晓君得知陈德天同学因为女儿托梦，想要前往墓园见见自己的妻子、女儿，便邀请我们陪同陈德天一同前往。
那是我在纪录片制作的过程中最难忘的一天。
一上车，他就热情地和我们讲起他的一件件人生故事。一名老人，经历了人生的种种不幸，在这里，他并非去抱怨这些不幸给他带来的种种痛苦，而是感激那些帮助他化险为夷的善良人。“所以我一直讲要做个好人，做好事。”是他在墓园之行中不断强调的人生感悟。
我记得那天我搀扶着他的手臂慢慢行走着，找回了我被快节奏抛开的耐心。当我看到他来到妻子的墓前，用抹布擦拭着墓碑，哽咽地说着：“老婆，我来看你了。”我的内心同样体悟着他的悲伤，由衷地希望他能够过好每一天。那时我想，我们的精神力量来源于对他人真切的关心。
在没有使用智能手机之前，陈爷爷曾带着自己手绘的地图并通过询问路人的方式，花费了三五个小时才找到了自己要去的医院。他很高兴智能手机具备导航的功能，但是手机对他来说的作用除了导向，并没有办法让他的腿脚变得更利索些。一路上，他对这我们一行人的陪伴充满感激，他诉说着去年下着雨的冬至，他如何独自撑伞搭乘地铁艰难前往妻女安睡之地。
潘阿姨退休前是一名镜像工程师，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她信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至理名言——“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在闲暇时间，她一直通过学习网课来充实自己。在没有使用智能手机之前，她用电脑中的Photoshop软件来给自己拍摄的照片修图，当我们架起摄像机准备访谈的时候，她会凑上前来好奇我们使用的相机品牌。
毛阿姨是从事广告行业的商人，她利用智能手机拍摄自己在旅途中遇见的美好，并与自己的好姐妹分享。她学习手机课程是为了赶上好姐妹们的步伐。市面上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老人机，其实早就不符合这一老年群体的需求。
陈德天在访谈中也说到，尽管他收到了两台老年机，但他从来不使用，因为老年机的功能很单调。老年机反映的是设计者对老年群体的单一化想象，预设他们的身体条件和文化条件有限，无法与互联网社会接轨。
还有一部分老人的学习进度则较为缓慢，他们或者由于知识有限，或者由于记忆力的衰退无法掌握新的知识。项爷爷在课堂中进行手机操作时，遇到重重困难：先是手机的卡慢，导致无法成功下载软件；还有手机的输入法识别并不灵敏，他反复书写了好几次自己的名字，手机也无法生成相对应的文字。当我们询问他们是否会向自己的家人请教时，他们的表情、语言中会带有一点遗憾或者无奈：“问过，但是忘了。他们平时也挺忙的。”
这些经历都让我想到我的外婆、我的爷爷奶奶。这几年，我逐渐地走出我的家乡，也与他们的生活渐渐地失去交集。他们生活在村镇中，与生活在上海的老人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与智能手机的生活脱轨。爷爷在家最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是Windows系统中的蜘蛛纸牌，他可以一个下午都在房间里玩这个游戏，不与任何人说话；除此之外，他最喜欢的便是逗小孩玩。我想，如果他拥有了一部智能手机，他会用他做什么呢？或者他真的需要一部手机吗？好像，智能手机仅仅是一个工具，无法让他抵抗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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