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经济学，考研政治经济学考什么
刘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发展
学思平治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既是理论的探索，又是实践的探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同时也是我们党第一次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的革命发展，创造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经济学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性突破,是进入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提出之后。从改革开放初期写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初稿，到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系统学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和人民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既是理论的探索，又是实践的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历史实践结合起来的创造，不仅实现了旧中国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而且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面临的首要使命“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4]，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实现这一深刻变革的基础在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这就需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和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有许多不同，尤其是在土地制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在西欧封建社会封君封臣关系基础上的土地封授所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多层封授形成的一田多主、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权及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清晰；而中国封建时代则不存在大量的土地层层封授，普遍存在的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排他性更严格，可以继承和买卖。又比如，中世纪西欧封建制的重要特点是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的合一，公法与私权的合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即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封建地主在其土地上只有经济上的权利而无行政司法权力，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相对而言是分离的。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同样具有封建性质。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可以进行土地交易，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货币因素历史更加悠久。进入近代以来，虽也开始萌发了资本主义因素，但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这一进程。帝国主义的入侵，一方面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发，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阻断了中国发展至资本主义的可能。中国因此而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5]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能够承担起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完成反帝反封建两大基本任务吗？显然不能。虽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排斥，因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具有与中国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者联合形成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可能，但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强大压迫下，他们异常软弱，具有严重的妥协性， 不可能领导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则在根本利益上与人民对立，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为联盟，不可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能否像苏联“十月革命”那样直接走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6] 新民主主义，其基本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 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目的的革 命，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道路的革命。[7]
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具有怎样的经济基础？一是没收大资本，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二是在节制资本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 义私有制度存在；三是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反封建的小农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农业制度。后来在1949 年９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制定的“共同纲领”（临时宪法）中明确规定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8]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又一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9]
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具有过渡性的，并且这种过渡方向只能是朝着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党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创新作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阐释）。在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即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经过三年的所有制改造（1953—1956年“一化三改”），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虽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长期性的认识有所改变，在实践中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也比毛泽东同志原先设定的十五年要快得多，仅用三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但总的来看，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在所有制改造进程中，也并未因为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使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其中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践中的重要理论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应当具有怎样的特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遵循苏联的经验。因此，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我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苏联经济制度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中计划经济。相应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脱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毛泽东同志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早在“三大改造”基本结束的1956年４月，就深刻指出，不能再照搬苏联的一切，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之后，进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0]。进而，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是这一探索的突出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1]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概括的，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贡献在于率领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言，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基础性成就，没有这种基础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启。[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同时也是我们党第一次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的革命和发展进而创造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经济学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性突破，是在进入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提出之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3]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表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获得了历史性的提升，“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5]其中重要的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的创造性结合，从改革开放初期写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初稿，直到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系统学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发展集中体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分析上。经过几十年改革探索，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包括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原则和实现方式，即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及调节机制，包括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述三方面是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16]。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就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而言，在所有制结构上打破了传统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理论，肯定公有制为主体，同时承认包括非公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打破国有企业“政企合一”的僵化行政体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线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为使国有企业在制度上适应市场竞争，进一步提出并逐渐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改革创新农村集体所有制，以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为基础，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同时保护农户土地承包权的财产权性质，为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要求，明确提出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在所有制改革实践上，既区别于传统僵化体制，又根本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私有化。在经济理论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重要突破性发展。
就收入分配制度理论而言，改革开放伊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理论，从强调必须坚持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到承认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的前提下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尤其是承认按要素贡献进行收入分配（由市场机制确定贡献，按贡献程度进行分配）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从打破平均主义传统，到允许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并遵法守法）先富起来，到强调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强调收入分配领域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强调效率与公平在发展中的均衡、强调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公平；直到提出“共享”并将其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等等。这一探索进程，一方面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认识和改革的进展有深刻联系，因为归根到底，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另一方面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化有深刻联系，因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与其实现机制的变化是统一的。正是在这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体现。
就经济运行机制理论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突破，在于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并以此作为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在经济思想史上，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兼容或统一的可能；在经济发展史上，无论是苏联建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后来传统计划经济体针对这一体制的改革，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直至最终以私有化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机制，即“华盛顿共识”所概括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探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打破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起来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逐渐培育市场，并根据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一般要求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起，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出体现了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认识的创造性发展。与之相适应地，在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上，打破计划与市场根本对立的传统，在改革和完善计划体制的同时，逐渐引入并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打破将计划与市场对立的传统，首次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和调节方式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8]其中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新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20]进入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不能不面临新变化、新挑战，同时面临新机遇、新目标；约束经济发展的条件也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这就要求根本改变发展方式，否则便难以统筹“两个大局”、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基础上乘势而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进一步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进而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直到2050年前后，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但约束发展的条件和实现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不断演变的。如何把握历史机遇，适应各方面变化，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目标？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的主题，也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经济学说和科学指南。主题本身的时代性蕴含着思想的创新性。
２．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价值观，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政治经济学作为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社会科学，需要首先明确基本立场和原则。就历史价值取向所体现的阶级立场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深入结合。体现政治经济学阶级属性的最为深刻的理论基石在于其价值理论，任何政治经济学都是以其特有的价值理论作为其全部理论“最后的基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无产阶级立场。以此为基础，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方法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新认识的集中凝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对于破解新时代发展难题具有纲领性、引领性、战略性意义。三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的理论结晶。四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是国际化意义上的开放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是从我们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
３．推进“术语革命”，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性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术语革命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2]，而术语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基础在于思想上的变革，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二重性”“劳动力商品”“剩余价值”等范畴的提出，是建立在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总结和升华理论成果的同时，在范畴上对其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23]这些以新的学术范畴概括的理论成果，鲜明地体现出思想的创新性，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崭新的因素”。
４．构建学说体系，开拓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系统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和逻辑结构。一是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在于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标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二是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破解的突出难题是统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是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认识和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利益矛盾，科学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原则，尊重各方面物质利益独立性的同时，逐渐推进共同富裕，以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积极性。四是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由此，形成了包括基本方法、突出问题、主要任务、根本目标在内的学说体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2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其科学性和生命力已经并且仍将不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所证实，同时，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4][5][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３-４、23页。
[7]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７页。
[8]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9] [1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11]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12] 参见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13]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14]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1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1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６日。
[17]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和理论逻辑》，《学术月刊》2021年第５期。
[18] [1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21]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７期。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23]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11页。
[24][2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刘伟：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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