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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CCG理事长王辉耀与美国最杰出智库之一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创始人展开对话。双方围绕中国崛起背景下对全球经济治理领导力的重新审视等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和分析，以下为对话实录内容节选：
王辉耀：今年7月初，我有幸赴美与贵智库的总裁亚当·波森（Adam Posen）和WTO前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olff）在彼得森研究所开展面对面交流，之前我也曾与亚当和沃尔夫进行过对话。我们始终对作为全球贸易体系前沿研究所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抱有敬意，所以非常高兴看到您光临我们CCG对话栏目。今天对话将重点关注您的新书《美国与中国：寻求全球经济领导力》，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作为过去六十年全球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和经济领导力演变的持续观察者，您为我们带来了独特且丰富的经验。您的智库成立于1981年，几乎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和其他巨大变革同时发生。而现在正是研究全球经济领导力的好时机，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部书，然后我们再探讨细节，那么是什么促使你创作这本书的呢?
弗雷德·伯格斯滕：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共同努力在中美之间找到一个合作性的领导角色 。全球经济体系在过去75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稳定，并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奇迹，这也给美国带来了重大利益，研究显示，过去75年的全球化让美国每年的财富增加了2万亿美元。但是这个国际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美国领导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世界经济前舵手的英国逐渐失去了继续领导的能力，而彼时刚刚崛起的美国并不合作，并将世界经济的衰退恶化为大萧条，进而导致了二战。战后国际社会决定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个完整的规则制度网络，支撑起这一时期的全球经济秩序，获得了巨大成功。
虽然美国一直是领导者，也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大量帮助，但现已无法独自发挥领导作用。原因很简单，自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经济体以来的100年中首次出现了一个与之实力相当的国家挑战其全球经济领导地位，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我书中的第一个要点是，就领导世界经济和提供所需的能力而言，中美现在大致相当。问题在于有关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能否找到办法使这两个主要国家和经济大国能够以合作、共同、并行的方式领导一个持续、开放和成功的世界经济体系。我们知道中美在政治、安全和价值观方面的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这很不幸但恐怕也无法避免。那么我建议，尽管在众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们认识到合作对于发展、支持和发挥一个稳定繁荣的世界经济、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和平世界作出贡献是必不可少的。
我的整套建议都是基于在两国寻求建立这种合作联盟的途径之上。我认为最近的一些迹象是相当积极的：今年夏初，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上就防疫相关知识产权规则豁免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允许发展中国家开始生产新冠病毒疫苗。同时两国达成协议确保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成功，在我看来维持了世贸组织的能力，这对领导世界贸易体系非常重要；几周前，两国在金融市场达成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确保中国公司在纽交所继续上市并在美国市场开展证券交易，这将对外国资本和投资持续理想地流入中国非常重要。此前，由于美国监管机构需要知悉上市中国公司在做什么，使其对国内外投资者更加透明，两国在数据隐私监管上出现巨大分歧并威胁资本流动。在已经恶化多年后，该问题似乎正走向和解。由此我感到尽管两国间的关系持续紧张是真实的，尤其在佩洛西议长的相关访问时达到顶峰，但两国已看到了解决严重经济问题的务实方式，并为世界经济提供共同领导。中国和美国是两个经济超级大国，只有双方意见一致，才能圆满有效地解决全球重大经济问题。气候变化（合作）正是范例，2015年我们两国共同努力，在巴黎会议上发挥带头作用，使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向前迈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步。
不幸的是，近年来发生了一些事情，需要我们重归于好。在我看来，我们两国需要一起解决我们之间的贸易冲突。我们准备在经济问题上进行合作，不仅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双边关系，而且某种程度上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共同领导，使全球经济体系取得下一个成功。现在的世界经济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高通胀和许多国家严重衰退风险的威胁，中国自身的增长也大幅放缓，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有效的全球经济领导来恢复这个体系，保持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将要求中国和美国之间有新的愿景、新的合作和新的政策倡议。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期待我们更进一步的对话。
王辉耀：谢谢您出色的总结。当前世界逆全球化趋势显著，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差异还会将保持，但会开始试图接受彼此。当前有太多危机叠加：三年的新冠疫情破坏了世界经济，俄乌冲突仍在升级，我们似乎即将进入又一次世界大战，并面临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可以加强哪些全球体系，比如世贸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共同发起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并向前推进呢？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解决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审计问题，以及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那在接下来维护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和解决危机方面，我们需要加强什么?
弗雷德·伯格斯滕：正如你所说，美中两国有许多机会和可能性走到一起，共同发挥全球经济的领导作用。美国退出最初的TPP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是特朗普总统犯下的一个巨大错误，当时得到了国会一些民主党人的支持。不过其他亚洲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自己推进了TPP，然后转化为CPTPP。现在，我很高兴中国已申请加入CPTPP。我认为美国应该重新加入CPTPP，这在华盛顿不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但在当年奥巴马总统支持亚洲地区发展的行动并从制度上让美国参与亚洲经济进程之前，那项提议也不受欢迎。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非常可取的，就是中国和美国都加入CPTPP。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该地区性背景下就其他双边经济分歧进行谈判，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政治难度较小的方式。
我们提到了世贸组织，它无论如何都需要改革，因为其已经失去了很多全球作用，但世贸组织过去在处理中美贸易的一些分歧方面非常有帮助。在过去，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两国都遵守了其中的规则，这是一个尝试解决争端的好方法。然而，世贸组织的规则并不足以涵盖当今一些贸易问题。中美需要坐下来，就补贴、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问题制定新的规则，因为现在的规则已经相当过时了。我们需要一起。
我强调“一起”这个词，来制定新的规则和规范。这让我想起另一个领域——国际金融。今天全球经济领导力的一个巨大差异存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正如前述，中国经济大致与美国相当，甚至在某些指标上超越美国，而在其他方面仍然有差距，但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内赶上美国。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有着更多的外汇储备和更多的对外、对内直接投资。但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甚至小于欧洲国家的总和。看到这个对比时，你会感觉很荒谬。中国在IMF中的份额需要大幅增加。我在书中提出的建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国和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持平。这将承认中国与美国的大致对等关系，也将承认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力。
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些方面提供了非常有建设性的、非常有效的领导，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有最快和最大的激励计划，可以将世界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因此，中国已经采取了非常有效的领导。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也偏离了重要的规则。中国10到20年前对货币汇率实施过控制，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规则的一个重大偏离，即不要过度采用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做法。而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抱怨中国经济政策的原因之一。坦率地说，在过去20多年里，美国对全球化的政治支持已经下降了。如果美国要恢复其在全球经济领导地位中的份额，就必须扭转这一趋势。
王辉耀：我认为你一直在思考全球问题，特别是全球体系改革问题，并对你说的关于IMF的话印象深刻。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让中国在IMF和类似的组织中占据适当的位置，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想法，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利用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经济治理和多边体系中的贡献。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的，在这一过程中，世界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新角色，中国的领导潜力和领导责任，以及美国和它在欧洲和加拿大的传统盟友在这方面的责任。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我想对王辉耀博士和其他中国朋友说清楚。与中国的谈话将必须以对等的方式进行，在两个基本平等的国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以公平和平衡的方式进行。我曾谈到过两国集团（G2），在这其中美国和中国实际上是领导小组的核心，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会排斥其他国家，许多其他国家也需要继续发挥核心作用。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等都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发挥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以保持全球经济体系积极向前发展。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处在一系列同心圆的中心，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一起合作。在我看来，下一个圈子可能是三国集团（G3）或四国集团（G4），引入欧洲，也许是日本，然后是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7）。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团体。根据历史经验，全球经济体系只能在拥有有效领导的情况下实现成功地运作。美国曾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提供了这种领导力。正如我在一开始所强调的，美国无法再单独地这样做，甚至不能再与它的传统盟友这样做。中国现在必须成为主导的一部分。而这也是我强调的实用主义观点。这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基本问题，也许也是世界政治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世界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将新的权力平衡转化为治理平衡，使中国能够在领导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合理的作用。同时中国也需要提供相应的领导力，推动世界朝着对其未来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在其自身政策中做出一些改变，使整个世界能够向前发展。
王辉耀：谢谢弗雷德。这确实是很强有力的论证。我同意，我们确实必须加强全球经济领导力，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应该一起为之努力。同时，您怎么看待我们从G0、G1、G2得到的这些经验？我们能否构筑中美欧G3的协调关系？G3的建构还需要哪些努力？欧盟现在仍然是非常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经常有一些冲突和分歧，欧盟是否可以处于更好的中间位置帮助进行调解？
弗雷德·伯格斯滕：我认可您的观点。我在我的书中说，G3将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当然，问题是，欧盟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它在贸易方面是这样，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是这样，但它在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上不是这样。事实上，欧洲内部就很多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次辩论。如果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联盟，那么G3就有可能实现。
同时，我同意欧洲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在美中贸易战期间，他们一直在保持多边体系的运作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例如，在世贸组织，他们建立了一个替代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取代被特朗普政府瘫痪的原有机制。这是很有建设性的，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同意参与其中。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需要始终与他们合作。我知道中国总是希望能够成为处理这些问题的多边机制的一部分。我认为在欧洲的调解下，以我们建议的方式，这是很有可能的。
王辉耀：谢谢你。这真是强有力的论点。我读了你的书。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我建议中国读者也读一读，希望它也能被翻译成中文。如你所说，中国正在崛起。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崛起有自己的逻辑，即凭借五千年的历史和不间断的文明和伟大的儒家传统。随着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总体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是对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实际好处。
（本文根据对话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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